三、“ 和训俗译” 存在之基础与意义《译文筌蹄· 题言十则》之“ 译学（译文之学）” 与《训译示蒙》之“ 译文” , 虽名称类似, 其实性质迥异。前者正如吉川所述是“ 理想的直读” 的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是否定“ 和训顺逆回环” 基础上的“ 合华和而一” 的“ 翻译” 。后者是未出仕也未与“ 古文辞” 相遇的青年荻生徂徕, 他在训读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汉文解读论, 其中既无“ 唐音直读而以汉语会汉语” 的途径, 也无“ 识中华人所不识之本来面目” 的目标, 无法同“ 古文辞学” 一般在徂徕学中起到方法论的作用。然而这种“ 和训俗译” 的解读方法也有其存在之基础与意义。
开设私塾的徂徕没有将汉文学习的途径与目标置于一般人无法达到的高度。相反地, 他甚至降低了进入汉文世界的门槛（虽然未必是有意识的）, 在“ 和训俗译” 的解读体系中, 徂徕用近乎于当时口语的语言“ 翻译” 汉文, 令当时的普通人也能毫无隔阂地与古圣先贤“ 相揖一堂” , 而非如在训读的解读体系中以中世之日本古语与经典对话。学习者通过“ 和训俗译” 得以用当下的生活体验来推演彼岸中国人的生活体验, 以当时日常的社会经验理解唐虞三代的远古社会。
这种修正旧有的经典解读法, 主张以更经验主义性的、更世俗的视角进行诠释的学问方法, 我们假如将它纳入整个江户学术史的视野之中, 则会发现此类倾向并不限于徂徕一人。江户幕府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位期间（1680-1709）活跃的不少学者文人他们也曾修正过先代流传下来的“ 正统” 经典解说, 用更加鄙近通俗的方式诠释经典文献。
标榜“ 俗外无道” [14]的伊藤仁斋（1627-1705）认为学问是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体会而不必远求的, “ 乃达子女臧获之贱, 可见米盐柴薪之细。大凡耳目所接, 日用所施者, 莫不是道” [14]。这种观点在林罗山（1583-1657）以来朱子学的“ 正统” 学者看来则是荒诞不经的。林罗山认为儒学是“ 大人之学” [15], 应该与“ 耽与利欲, 湎于私心, 则晦明德” [15]的庶民世界断然区分开来。
比仁斋成名稍晚的俳圣松尾芭蕉（1644-1694）认为古代歌道大师的“ 师匠之风雅” 应该与现实世界和普通人的情感相联系, 所谓“ 语风雅之心而归俗” [16]。他的此种观点与江户时代歌道“ 正统” 贞门派之唯崇古典的主张也是针锋相对的。
这段时期内, 日本学者对传统经典解读所发出的挑战并非其一人偶然的创见, 这背后定然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简单来讲, 对经典的世俗化解读呼应了当时新兴町人层对新文化的需求。后者因受益于商品经济的崛起, 在17世纪中叶迅速富裕了起来。
根据大石慎三郎的研究, 17世纪40年代日本的封建经济从农村开始出现了零星、渐变的, 却是全新的动向— — 商品经济逐渐侵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 农民的生产目的从单纯的为缴纳贡租后仍能维持生计转变为销售更多商品取得利润⑦（⑦ 详见大石慎三郎：《江户时代》, 中央公论, 1977年, 165-188页。）。这些财富经过几年的积累在德川纲吉就任将军时给整个日本社会带来了重大变化, 促成了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得益于商品流通而富裕起来的市民乡绅不但要求物质的享受还渴望精神的充盈, 他们从租书行商手中借阅书籍⑧（⑧ 长友千代治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中, 有一位家住在河内柏原（今大阪府）的乡绅兼商人就是租书行商的重要顾客。这位三田家二代主人久次在享保初年的租书记录至今仍有留存。详见长友千代治：《近世的租书店》, 东京堂出版, 1982年, 156页。）, 他们欣赏和资助松尾芭蕉与井原西鹤（1642-1693）⑨（⑨ 至今留存的一封尾张藩鸣海町（今名古屋市绿区）富绅知足（俳号）写给芭蕉的信, 证明了双方援助者与接受援助人的关系。详见松尾靖秋：《元禄文学的开花：芭蕉与元禄文学》, 勉诚社, 1992年, 138页。西鹤也有类似的信件文献的留存, 该资料见板坂元：《西鹤研究及其资料》, 《国文学解释与鉴赏》, 1957年6月。）。原本由寺院和官府垄断的汉学（儒学）教育, 在徂徕返回江户的元禄年间业已在中上层町人中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
社会的变化令汉学教育对象的范围扩大了, 而新阶层加入汉学学习的同时也对经典的诠释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 新学员” 的学习目的并不是成为合格的执政者, 汉学于他们并不是“ 大人之学” , 仅是高雅的教养和趣味, 是对他们早年辛劳的报偿。反映元禄年间町人生活状况的《世间胸算用》将这种学习态度称为：“ 人年轻时应当动心劳体, 老来始知雅趣” [17]。于是来自富裕町人的新学员更乐于接受贴近世俗生活与一般经验的经典解读方法是可以想见的。反过来说, 越能以平易的语言、贴近现实的经验来诠释高雅经典的学者便越是能在城下町扬名。荻生徂徕作为江户町中之儒学者而声名远播, 应柳泽吉保之聘成为陪臣⑩（⑩ 在江户时代, 陪臣指旗本或大名的家臣, 即对将军来说是家臣的家臣。
）出仕, 不能说其中没有“ 和训俗译” 之功。 此外, 徂徕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朱子所注的四书而将旧训中许多同训异字、同字异训的词汇以当时的口语清晰地区分开来的“ 俗译” , 实际上也方便了町人等无甚汉学基础者摆脱依附于旧训的诗文作法, 更自由地进行汉诗文创作。京都町人出身的服部南郭（1683~1759）是徂徕弟子中汉诗成就最高者之一, 同时他也是汉诗日本化的先驱。
最后, 作为本研究的展望, 笔者认为就“ 荻生徂徕汉文解读论的转向” 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荻生徂徕中年由“ 训读改良论” 转向为反训读的“ 唐音直读论” , 在其晚年甚至开始怀疑传达唐虞三代之“ 事” 的“ 辞” 的可译性, 对《译文筌蹄》的“ 译文之学” 也有了“ 毁废之志” [3]（P200）, 唯以唐话回归 原典。这种转变的背后除了荻生徂徕与“ 古文辞” 的相遇, 更重要的还在于政治需要。荻生徂徕31岁时出仕, 历任纲吉、吉宗两代将军的政治顾问, 这对徂徕学的方法论有重大影响。即, 参与实际政治活动的荻生徂徕是如何将学术更有效地应用于幕府政权之巩固的, 这是笔者今后研究的方向。